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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幸福感再次降低,你为什么感到不快乐?

  经济增长与政府决策的最终目标在于提升生活品质、使国民更加幸福。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居民收人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居民的生活品质或幸福感却没有明显上升,相反,近期还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在联合国《2017年世界幸福报告》中,根据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2014-2016年中国居民幸福感在世界排名为79位。在联合国《2018年世界幸福报告》中, 2015-2017年中国居民幸福感在世界排名为86位,与上一次的报告相比,中国的排名下降了足足7名。在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报告《2019年世界幸福报告》中,中国的排名为93位,比上次报告再次下降了7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中国居民的现状来看,近期居民生活品质并没有显著改善,其焦虑感甚至出现一定程度逆转,可以说,这一现实矛盾或不平衡并没有得到缓解。居民正在上升的焦虑感,犹如一面变幻的魔镜。在这个镜像中,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一览无余。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生活品质(或幸福感)并不一定高。譬如说,日本的经济实力一流,然而,日本居民的幸福感却并不高,2015-2017年在世界排名54位。类似地,香港经济高度发达,香港人却缺少幸福感,在世界排名76位。巴西属于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日本,跟中国目前处于同一档次,出人意料的是,巴西居民的幸福感在世界排名为28位,遥遥领先于中国。地处北欧的芬兰、挪威和丹麦经济发达、发展均衡,分列前三。
   一、中国各阶层的焦虑感
   毫无疑问,人们渴望能拥有幸福、有尊严的生活。1978-2017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从385元上升至59201元,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理论上,中国人变得更加富足、拥有更多房产和存款,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应该过得更加幸福。然而,现实中,事与愿违,中国人内心似乎并未过上幸福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居民的幸福感却未必会增强,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Easterlin)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

1、低收入人群贫困感增强
   贫困人群对工作前景、生活成本非常担忧,焦虑感明显增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在90年代之前,中国各阶层从经济中获取的好处相对稳定,90年代之后,收入分配开始往两极化发展,富人财富上升速度显著高于穷人。从1980-2010年,中国收入最低20%居民财富占比呈显著下降趋势,而中国收入最高20%的居民财富迅速扩大。在这种情形下,尽管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增长轨道,然而,低收入居民从经济增长中分享的“蛋糕”比例却越来越小。特别地,2008年金融危机后,当中国经济的“蛋糕”变大的速度明显趋缓时,他们的实际境况在变差,相对贫困感愈发强烈。例如,在城市,处在第二层贫困的人群虽然收入位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其贫困感显著,这种隐性的相对贫困极易受到忽视。
2、中产阶级出现节节败退
   中产阶级出现集体焦虑、不安和彷徨。在中国繁华的都市中,人们似乎都显得很烦躁、很匆忙。在北京的地铁上,这种表象淋漓尽致,“上班族”忍受着拥挤不堪的环境,极易动怒,在经过一些热门站点时,部分人还可能故意起哄、推挤,因踩踏等发生口角乃至肢体之争现象时有发生。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产阶级更是进入M型河流的分叉路,除了少部分人群晋升至富裕阶层,大部分人中产阶级节节败退,退回到中低收入阶层状态,他们承担高昂的成本与风险,在住房、**和教育等方面表现出极度的脆弱、绝望和焦虑。
3、高收入人群对未来焦虑
   近年来,中国高收入人群安全感显著降低,出现了大量海外移民。对富人中的企业家群体而言,其移民的主要动机在于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者经济形势的不稳定等。根据招商银行-贝恩公司的调查,在中国高净值人士的可支配资产中,境外配置的资产占比由2011年的19%大幅上升至2017年的56%。2014-2016 年,其个人境外投资年均复合增长率约26%。
    从中国居民对外移民的原因来看,出于海外教育质量、居住地环境污染、医疗水平、资产安全及政治环境考量的占比分别为83%、69%、38%、28%和21%,均比上一年度有明显上升。
   中国富人的海外投资行为对经济有较强冲击。对国外而言,在中国富豪大量购置海外资产的推动下,悉尼、纽约等海外房地产价格一度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这些精英在海外大量购买资产,造成资本外流;另一方面,他们送子女出国留学、移民。这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物质资本积累,而且影响到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二、影响中国居民焦虑的关键因素
1、大城市居民住房压力不堪重负
   对于居民而言,住房无疑是一种刚性需求。在影响中国居民生活品质的因素中,住房成为许多中产家庭“不能承受之痛”。住房负担宛若吸纳居民收入的“黑洞”,一旦陷入,再也爬不出来。住房有强大的“虹吸效应”,它抑制了居民的其他需求,成为长期以来中国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其一,中国购房以公摊面积计算。在中国,买100平米的房子只得70平米,这在全球绝无仅有[1]。假设按照使用面积来计算,2017年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则上升为32.1。
   其二,实际房价远高于公布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新建商品房均价,不少新建住房远在偏远的郊区,并不能代表城市区域的住房价格。
   其三,房价一直跑在收入的前面。2002 -2017年,北京二手房房价从每平方米2500元上涨至59100元,上涨23.6倍,年均名义增速为24.8%。北京城镇居民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2464元上涨至62406元,只上涨了5倍,年均名义增速为11.4%。尽管居民收入增速较快,然而,“房价永远跑在收入的前面”,居民收入增长显得无能为力。还有一些白领抱着“等一等再买”的心理,结果错失了入市良机,追悔莫及。
   其四,大城市房价负担逼近极限。根据链家网的数据,2019年1月,北京的二手房均价为6.30万元/㎡。假设以二手房均价为6万元/㎡来计算,不考虑公摊面积,则北京的房价收入比为41.9。各种计算结果可能不尽相同,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居民的住房负担十分沉重,远比国家统计数据显示的情况更为严峻,形势仍有可能继续恶化。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在北京购房已经遥不可及。
2、婚育压力使得居民焦虑感上升
   在住房负担沉重等压力下,中国居民的婚育压力持续上升,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品质。
   其一,从结婚方面来看。据民政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0%。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结婚率连续5年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结婚年龄开始显著推迟,中国已经进入名副其实的“超单身社会”和“单身大国”。尽管父母不断催婚,但年轻人还是显得“并不着急”。在众多关系中,婚姻是极其复杂的一种,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相亲、相识、相恋再到结婚,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极其高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情感、青春和心力等,一旦失败,所有投资化为乌有,皆为沉没成本。这极易遁入恶性循环,很多年轻人不愿意或害怕投入,甚至陷入“婚姻恐惧”。
就心理因素而言,英国卫报指出,如今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恋。实际上,中国独生子女群体极其特殊,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与上一代相比,他们被父母养的相对“娇宠”。这些人的自恋程度普遍更高,自我认知能力不足,往往对自己评价过高,给对方评价甚低。父母在为子女挑选对象时,可能也有类似倾向。这些因素都使得婚姻匹配的难度显著增加。当然,许多年轻人选择不结婚,很大程度并非是不愿意,而是迫于没有时间,没有遇到对的人,或者没有物质基础等多方面压力。不少人在单身世界中,既“享受”,又“痛苦”。例如,如硕士、博士研究生等高学历的女性30岁以上未婚比例相当高,她们每次回家过年都非常“惧怕”父母关于对象问题的“唠叨”。就个人和家庭而言,这些人的父母抱不上孙子,更是忧心忡忡,夜不能寐。尽管这些“单身贵族”可以享受“自由的生活”,然而,孤独是他们挥之不去的阴影,不结婚(甚至不谈恋爱)并不一定会让人更加快乐。从国家和社会来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结婚,是一种严重的资源错配,从人力资本禀赋的代际遗传特征来看,这种行为不利于中国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
   其二,从离婚方面来看。据民政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万对,比上年增长5.2%。从2002年开始,中国离婚率已连续16年持续上升。2017年,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的离婚率在全国分列前四,令人担忧。婚姻是否成功不仅关系到夫妻双方幸福,而且牵挂着整个家庭,上至父母,下至子女,甚至波及到亲朋好友。特别地,当脆弱的孩子长期处于父母离婚的阴影中,其身心都会受到严重摧残。
  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匹配或互补。从幸福的婚姻来看,双方可能需要“门当户对”,这既包括物质层面(如收入、家境)的“门当户对”,也包括精神层面(如学识、品味)的“门当户对”,以及成长速度的“门当户对”。当结婚后发现性格不合、家庭矛盾大或成长不匹配等,如果双方不能及时调整应对,则会间隙渐生,最后多以离婚收场,或者只能维系低质量的婚姻。
   总体来说,从结婚率和离婚率的数据来看,这些大城市的青壮年人口似乎显得缺少爱情或关爱,这增添了他们的焦虑感。
    其三,从生育方面来看。在进入婚姻的家庭中,人们的生育意愿出现下降。自1987年以来,中国的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均出现了趋势性的下滑,即使是2015年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未能阻止这一趋势,且下滑势头加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从生育率方面看,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显示,广西的生育率全国最高,为1.79,北京和上海垫底,依次是0.71、上海0.74。有专家估计,2019年,北京和上海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至0.60左右,生育率全球最低。
   从人们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来看,生育政策的限制已经不再是首要原因,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才是主要原因。一方面,育儿成本昂贵。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测算,在城市,从怀孕生产到孩子上大学,养育一个孩子总预算将近50万元。具体来说:怀孕生产花费1万元,包括检查费、生产费等;0-3岁花费5万,包括奶粉、衣物、尿片、玩具、早教品等;3-6岁花费6万,包括幼儿园托管费、伙食费等;小学花费8万,包括择校费、书本费、文具、伙食费、衣物等;初中、高中和大学分别花费5万、7万和15万,包括学杂费、书本费、补课(培训)费、电脑、衣物、旅行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育儿成本远远高于上述计算结果。在育儿方面,除了物质成本高昂外,时间成本也是中国家庭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中国,由于托儿所稀缺,看护困难,而许多家庭的夫妻双方都参加工作,没有时间照看孩子。另一方面,中国房价居高不下,“掏空”了中国家庭的财富,使得他们无力抚养更多孩子。尽管许多家庭内心深处有生育意愿(特别是生男孩),但最后只能“望儿兴叹”。此外,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后,人们过去根深蒂固的传统生育观念已经出现转变,不少有条件生育的家庭也无意再生。
3、中国居民“工作-生活”难两全
   在工作机会方面,中国的大国特征表现明显。一方面,中国人口规模大,逐渐成长为世界市场,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从非均衡路径往均衡路径方向发展,好的就业机会(需求端)始终低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中国劳动人口众多,造成就业市场的竞争异常残酷。一个真实案例是,小邵(化名)当年高考没有考好,上了一所大专,2006年毕业后在上海就业,工资仅1900元/月。她不满现状,在家里卖了一套房的资助下,去澳洲卧龙岗大学留学,重读本科,后来游学英国,最后顺利进入瑞银,年薪超12万英镑。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的就业压力很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增长动力显著减缓,新供给的岗位明显不足。在职员工为了保住职位,或者为了晋升,抑或为了积累经验,日后另谋高就,不得不加班工作。从微观经济学机制来看,中国居民在选择生活(闲暇)和工作时,只能更加偏向于工作。以北京为例,2018年,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全市1700户(城镇1280户、农村420户)居民家庭开展了“时间利用”的入户调查工作,实际调查4238人[1]。 调查结果显示,与十年前(2008年)相比,北京居民的平均日工作时间显著增加,工作时间增加了56分钟。2008年“上班族”平均工作时长为7小时38分钟,2018年为8小时34分钟。显而易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素质的提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显著增加。
   另外,据2018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从2008到2017年,我国居民的工作时间增加了1.08小时/天,而家庭生产经营(务农)时间减少了1.00小时/天。该报告还指出,2017年,我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42.2%。在一些城市的“非正规部门”中,一些低收入者、低学历者和制造业从业者的超时工作现象尤为严重。例如,在江浙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工厂,由于工资按计件方式结算,员工普遍每天工作接近11个小时,一月休息仅两天。在北京、上海的一些金融机构中,员工加班如家常便饭。
   从OECD对居民美好生活品质的测度指标来看,工作平衡是重要一环。工作平衡决定居民能否有足够时间用于闲暇、个人关注和其他非生产性活动,以保障身体健康和生产性能力。在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时,人们的焦虑感油然而生,长此以往,其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是问题。
4、大城市居民的通勤成本高昂
   目前,通勤艰辛已经成为困扰中国大城市居民的重要难题。一方面,大城市人口众多、车辆集聚,上班区间道路相当拥堵;另一方面,北京、上海等一线特大城市房价高昂,造成严重的职住分离、职住失衡现象,增加了上下班时间,更加大了整个城市的交通压力。
   在地铁上,人群浩浩荡荡、长途奔袭,加剧城市上下班的通勤压力和拥堵现象,其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都极其昂贵。从个人来看,一是交通成本(地铁费、行车费或打的费等)成为一笔不菲的开销;二是通勤时间严重挤压了业余时间,长期来说,对工作者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也有重要隐患。
  在一线城市中,相当高比例的人群通勤成本十分高昂。以北京为例,据笔者调查,不少人通勤时间(单向)高于1.5小时,甚至高达2.5小时,他们可能会横跨北京城,如从西南(房山)至东北(朝阳),或西北(海淀上庄)至东南(大兴亦庄)等。也就是说,这些人每天在路上花费的时间最高达5小时,通勤距离超过100公里。在地铁上,大多数时间不仅没有座位,而且环境非常拥挤、嘈杂。以一般人的体力,在上下班路途上,他们已经消耗了白天1/3以上的精力。可想而知,这些人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就地铁公司而言,这种运营方式的成本高昂。就城市而言,这种运转方式效率低下,城市的“拥堵效应”甚于“集聚效应”。通勤时间长,职住严重失衡与房价(房租)高息息相关,居民选择理想住所的成本巨大。 一些城市居民为了减少孩子上学或自己上班的路途,不惜另租一间住房,这不仅增添了额外的租房成本,而且还会减少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5、农民工在“市民”与“农民”之间进退两难
   在中国,户籍管制造成家庭异地分居的现象非常普遍,学籍或工作等因素也使得相当多家庭两地分居,如警察、军队和教师等。特别地,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表现得淋漓尽致。农民工数量庞大,为发达地区的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情感长期受到忽视。
  农民工数量庞大,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没有显著改善,反而出现一定的回流迹象。早在2008年,国家统计局就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报告,2008-2017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从22542万人上升至28652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离乡不离土”)从8501万人上升至11467万人,外出农民工(包括“离乡又离土”和“离乡不离土”两类)从14041万人上升至17185万人。从外出农民工的占比来看, 2008-2010年,外出农民工占比从62.29%上升至63.31%,到2017年,再下降至接近60%。2009-2016年,外出农民工增速呈逐年回落之势,增速从3.50%下降至0.3%。一方面,制造业有所回流,农民工返乡就业人数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有所减缓。一些地区开始疏解外来人口,如北京、上海2017-2018年城市人口连续两年净流出。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查数据,新生代农民工(80后)占所有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4%,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从金字塔图可以看到,与留在本地的农民工相比,外出的农民工要年轻很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更高,基本不再“亦工亦农”。与其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没经历过太多苦难,其吃苦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更为薄弱,他们对于工作环境的要求相对更高。在户籍制度限制下,农民工既非市民,亦非农民,介于“市民”和“农民”身份认同的“两难”困境,他们“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了乡村”。由于身份的尴尬和城里人的偏见等,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的生活,他们的焦虑感非常强烈。在户籍、收入等一系列约束下,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市长期定居。这一代农民工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并且也不愿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这一点看,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亦可更加灵活,以盘活农村大量的闲散资源。在目前的情形下,企业一般不愿意招大龄农民工(年龄大于45岁),极大地损失了有效劳动力。新生代农民工到了45岁左右,可能就只能返回农村生活。根据联合国2018年的调查报告,无论相对城市居民,还是相对留在农村务农的人员,中国外出农民工都显得更加不快乐。以此观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长此以往,这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因素,政府和决策部门对此需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
   在户口管制下,中国人口迁徙的规模史无前例。为了生计,外出农民工四处迁徙。到了春运期间,这些离乡背井的农民工返乡时犹如“钱塘江大潮”,蔚为壮观。在农民工家庭,夫妻双方往往会选择一人外出打工,或者夫妻双方外出打工,子女就成为留守儿童。父母常年不在身边,不仅影响儿童的快乐、成长和教育,而且还会对儿童的心理留下阴影。常年分居的农民工夫妻焦虑感显著上升,长此以往,容易遭遇感情变淡、不再和睦等心理、情感冲击。

6、中国居民拿什么来养老?
   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的80后、90后和00后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成为主力军,从年龄结构来看,他们正处于40岁、30岁和20岁的黄金年龄阶段,成为当前社会的中坚。据估计,目前中国独生子女的人口规模为1.8亿。这意味着,这些人口结婚后大部分人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抚养四位老人,还有子女,以及为自己准备退休后的养老计划。独生子女是一类特殊群体,史无前例。这种家庭形态打破了中国传统家庭“四世同堂”的均衡,其实质是进入一种非均衡、不稳定的状态,养老压力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老龄化也加剧了年轻人的养老压力。在老龄化问题中的冲击下,养老负担异常沉重,年轻人的心理更显脆弱。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2015-2050年,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从37岁上升至48岁,与国际比较,中国是不折不扣的“超老龄社会”。
   中国老龄化“危机”日渐逼近。1990-2018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从6368万人上升至16658万人。中国老人抚养比持续上升,1990-2017年中国老人抚养比从8.3%上升至15.9%。目前,老人抚养比呈现加速上翘的态势,形势格外严峻。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则在2010年出现拐点,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1990-2010年,人口总抚养比由49.8%下降至34.2%,2010-2017年,人口总抚养比由从34.2%上升至39.2%。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智慧。不得不说,这一智慧仍然在发挥作用。在农村家庭,多数居民没有社保和退休金,养儿防老是理性的不二选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保险”功能。当然,在城市家庭,养儿防老的观念日益淡薄,但“积谷防饥”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居民通过社保、储蓄和投资,为未来做准备,免受退休饥荒的困扰。
   当前,在我国养老体系中,国家、企业和个人养老成为三个支柱。目前,个人养老严重不足,政府养老成为首要支柱,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提出,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即“空账”)达到4.7万亿元。而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万亿。即使把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所有结余资金都用于填补个人账户,也会有1万多亿的“缺口”。
7、医疗成为悬于居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尽管我国医疗改革已取得较大程度进展,基本医疗覆盖面大幅提高,然而,我国的医疗还存在诸多问题。对于居民来说,医疗负担已经变成“名副其实”新三座大山之一,居民对此相当担忧。
   1978-2017年,中国居民的卫生总费用从110亿元上升至52598亿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7.2%,其中个人支出的费用从22.5亿元上升至15133.6亿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8.9%,如此之高的增速反映居民的医疗负担异常沉重。而那些相对缺乏本地医疗保险的居民医疗负担更加沉重。例如,在北京,外地人口(或没有当地医保卡)普遍挂号费已经上升至50元,急诊为70元。另外,一些重要的进口药品价格非常昂贵,对于需要长期服用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2018年《我不是药神》上映,受到观众热捧。这部电影反映了在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重大疾病始终是悬于居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居民的担忧由来已久,在中国,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极其有限。在重大疾病面前,大多数家庭(中产阶级)都可能会“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8、环境恶化影响全体居民
   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最近几年,尽管中国在蓝天保卫战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中国大城市的环境问题依旧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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